汪精衛出走及蔣介石的應對
12月5日，周佛海從重慶到昆明，心情也很不平靜，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豈飛機離地之剎那，即余政治生命斷絕之時歟？”汪精衛原通知日方擬於8日離渝赴昆明，卻不料這天蔣介石突然從桂林飛來重慶，以為是自己的行動計劃已經暴露，非常吃驚，只得推遲行期，強作鎮定，暫留重慶與蔣介石週旋。
蔣介石到渝當天住進南岸黃山官邸時，對汪的投敵計劃尚不知情。第二天（12月9日），他在黃山官邸雲岫樓召集國防最高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汪精衛、孔祥熙、張群、王寵惠、葉楚傖等人。這是蔣介石在戰時首都重慶舉行的第一
次政府首腦會議。會上，當孔祥熙頗為樂觀地講述著有利的國際形勢時，蔣介石説：“不論國際形勢如何，我國必須作自力更生，獨立奮鬥的準備。”針對汪精衛“言和”的傾向，他説：“只要政府不與倭言和，則倭無法亡我。只要不言和，則我政府即使失敗，國家必可因此復興；況政府至今決無失敗之理，且革命政府只有主義成功，而不怕一時的失敗。”
汪精衛出席這次會議，自然也不單是應付局面，也有略陳己見和説服蔣介石走“言和”之路的用意。據陳布雷所做的會議記要，在會上他説了兩句意味深長的話：“敵國的困難，在如何結束戰爭；我國的困難，在如何支援戰爭。”汪精衛看出蔣介石還蒙在鼓裏，沒有説出更深的意見。但他對自己的同夥説過，他與日本的“和談”，決不瞞過總裁蔣先生。因此，他于行前兩天，還到蔣介石在上清寺的官邸裏去看望了一次。此刻蔣生了一點小病，見面時再沒提“言和”的事，但以彼此政見不和，汪提出了“聯袂辭職，以謝天下”的意見，暗示了他的動向。12月18日，汪精衛即在重慶珊瑚壩機場，與其妻陳璧君及曾仲鳴等一起，乘機飛去昆明。
汪氏夫婦一行人抵達昆明時，由龍雲迎接至其公館下榻，並電告蔣介石。汪精衛亦發電詭稱：“因飛行過高，身體不適，且脈搏時有間歇現象，決多留一日，再行返渝。”19日下午3時許，汪精衛、陳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陳春圃、曾仲鳴、陳昌祖等人同乘包機，離開昆明，5時半降落安南（越南）河內機場。龍雲到昆明機場送行之後，回到府邸，則電告蔣介石説：“汪副總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適，午後2時半已離滇飛航河內。昨夜及臨行兩次電詳呈。”
蔣介石得知此事，大為震驚，且憤怒已極，他在12月21日的日記裏説：“此事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黨國于不顧，是豈吾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惜之至！唯望其自覺回頭耳！”此時蔣介石已飛到西安，正主持召開年輕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訓話會。剛得到龍雲從昆明發來的電報，他立即去電勸汪回國，遭到汪的拒絕。到24日，蔣介石即由西安飛回重慶。
汪精衛、陳璧君夫婦在河內先住朱培德夫人寓所，其他人住市區都城飯店（Hotel Metropole）。20日，汪由河內電告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張群：“弟擬對和平及防共問題以去就爭，事前以種種困難，未及徵兄同意，故對弟之行止，絕不加以考慮。”正式交代他出走的原因。不久，汪氏夫婦搬去丹島（Dam Dau）一家飯店居住。這段時間，汪的日子很不好過，他日夜沉思，心神不定，有一天竟跌倒在地板上，摔傷了一隻腿。
日本方面，原定在12月8日汪精衛到達河內之後，于11日由近衛首相在大阪公會堂以演講方式發表第三次聲明，得知汪精衛遷延出行日期，不但憂慮密謀敗露，甚至懷疑汪精衛的誠意。直到21日首相近衛文麿才收到今井武夫報告汪已安抵河內的電文。22日，近衛乃以首相談話方式，發表第三次聲明，除標榜“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外，一面鼓吹“決定始終一貫地以武力掃蕩抗日的國民政府”，一面則聲稱要同所謂“新生的中國”調整關係，要求中國方面“必須清除以往的偏狹觀念，放棄抗日的愚蠢舉動和對滿洲國的成見”，“希望中國進而同滿洲國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關係”等等，並將重光堂協議中的主要內容公諸於世，希圖與“具有卓識的人士合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
面對上述情形，蔣介石當時雖不知日汪勾結的詳情，但問題的嚴重性卻是一望可知，他在22日和24日的日記裏寫道：
不料汪精衛之糊塗乃至於此，誠無可救藥矣。黨國不幸，竟有此寡廉鮮恥之徒，無論任何待之以誠心義膽，而終不能邀其一顧，此誠姦偽之尤也。（12月22日）
回憶民國十五年，彼投共賣友，不惜禍黨誤國，余以至誠待之如總理，而彼為共黨所欺，以一時之利害，而放棄公私情誼，不惜與蘇共協力謀我，思誘我上中山艦運往海參崴，此種非人所為之事，而彼竟樂於為之，是則何怪其今日通敵投降，以打破我抗戰計劃，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識大體，不顧國家至此，余不復與之合作，尚欲使之自拔，豈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余心之安耳！（12月24日）
蔣介石24日從西安一回到重慶，即請顧問端納馬上通知英美駐華大使館：汪精衛絕對無權與任何人談判和平，並強調“中國不但沒有同日本談和，而且現在正準備作大規模之抵抗”。12月26日，蔣介石出席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周，在會上發表了題為《揭發敵國陰謀闡明抗戰國策》約兩萬言的長篇演説，駁斥日本首相近衛第三次聲明。他説：
近衛談話所謂東亞新秩序，係以中國新生後，日、滿、華三方面合作為基礎。他所謂“新生中國”是要消滅獨立的中國，另外産生一個奴隸的中國，世世受其支配。而此“新秩序”則是根據于中國已變為奴隸國家後，與日本及其造成之滿州偽國緊密聯繫而成。……
“所謂東亞同體”，他們公言：日、滿、華應該是立體關係，而不是平面關係。又説該是家長制，日本為家長，而滿、華為子弟。換句話説：前者為治者、為主；後者為被治者、為奴。這不是併吞是什麼？……
他所謂“經濟集團”，不僅是要操縱中國關稅金融，壟斷我國生産和貿易，獨擅東亞霸權；他逐漸演下去，勢必至於限制我們中國個個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殺予奪，唯其所欲，整個的中國民族做奴隸、做牛馬，在鞭撻吮吸之下，整個消滅我們民族的生存。
所謂“興亞院”（原為“對華院”），是執行一切滅亡中國計劃的總機關，也可以説是集日本從前在中國到處製造罪惡的種種特務機關之大成的一個總特務機關。……現在索性揭破面幕，正式地成立起來。……
綜觀近衛的這個聲明，我們可以斷言：日本真正之欲，乃在整個併吞我國家，與根本消滅我民族，而決不在所謂中日合作或經濟提攜等等的形式。……
我們記得：日本人也常以“日韓一體”、“日韓不可分”等語調麻醉、眩惑朝鮮的人民，今日他又盛倡“日滿華不可分”的“東亞協合體”，乾脆就是“中日合併”，是“日本大帝國”之完成！……
現在，他滅亡中國之計劃與工具已經一切齊備，其侵略併吞手段與心事已畢露無遺；所缺者，只待中國受其欺蒙、受其威脅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罷了。……
在這篇演説中，蔣介石指出：“近衛聲明是敵人整個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在闡述抗戰國策時，又進一步強調了抗戰到底的決心。但對汪精衛個人，蔣介石仍抱著寬大為懷的態度，反説他去河內是“轉地療養”“心臟舊疾與脈搏不良之症”，“毫無政治意味”，期望他立即回頭。
